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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鴻章的傷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時間:2019-05-14 23:35:10  】來源:原創 作者:念1031 點擊: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冬日午后,我凝視著李鴻章的一張黑白照片,許久許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這幅照片,懸掛在安徽省合肥市李鴻章故居的展廳里。我看見,他左眼下那個清晰的傷疤,像一顆永遠抹不去的淚滴,懸掛在那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即使再高明的史學家抑或文學家,都很難對李鴻章風云跌宕的一生一言以蔽之。倒是他自己簡括了人生歷程:“少年科第,壯年戎馬,中年封疆,晚年洋務……”然而,這好像算不上評價,只是劃分一生中的幾個重要階段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李鴻章的生前死后,人們議論紛紛,難以定論,褒貶不一,毀譽參半。如何看待李鴻章?安徽作家裴章傳在《大清重臣李鴻章》一書的前言中說:“溢美是不該的,而因義憤甚至是偏見任意貶損這位晚清重臣,也不是科學的態度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冷靜地看一下李鴻章,我認為,他首先是一個發憤讀書、求取功名、懷揣報國理想的普通書生。如果沒有發憤讀書,便沒有功名仕途,更沒有中國近代史上成功、專權、輝煌的李鴻章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家世代務農。至李鴻章高祖父李士俊始,方“有田二頃”。李鴻章祖父李殿華不滿足于現狀,曾兩次參加鄉試,均以失敗告終。遂把追求功名的希望寄托到兒孫們身上。天不負人,1838年,李殿華兒子李文安37歲喜中進士(與曾國藩進士“同年”);1847年,李文安兒子李鴻章24歲即高中二甲第十三名進士,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;李鴻章長兄李瀚章也于1849年28歲拔貢,后朝考一等,被授同進士出身。如此,在短短的十年間,李家“一門三進士”,此等殊榮,實屬罕見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鴻章的啟蒙老師,是他的親生父親——一個遵循儒家道德和治略的官僚士大夫李文安。這使他從小就把自己的前途命運,寄托于科舉功名,并夢想有朝一日擠進統治階級行列。由于李鴻章天資聰穎,勤奮鉆研,加之后來多位良師督導,終于脫穎而出,實現了“少年科第”的目標。李鴻章在《入都》組詩中寫道:“讀書但愿登科第,得不為榮失便羞。”表達了獵取功名的強烈愿望,包含了極其明確的功利性。當然,這是那樣的時代所有讀書人的共同奮斗目標和人生追求,也是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中“仁、義、禮、知、信”的道德觀和價值觀使然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少年科第”是李鴻章步入仕途的起點。他先為翰林院庶吉士。庶吉士散館后,以優異成績改授翰林院編修。翰林院編修屬七品,官雖不大,卻是天子的文學侍從,所以地位比較重要。自此,李鴻章真正擠入政壇,并有機會逐步由一介儒生演化為儒臣、忠臣、權臣、重臣、罪臣、孤臣…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不是在動蕩不安、飄搖不定的晚清,李鴻章或許一輩子只做一個穩穩當當的文吏,編修史志,伏案著述,或許會成為家鄉桐城派的代表人物,著作等身,青史留名。可是,一場突如其來的社會震蕩,徹底改變了這位書生的命運。他投筆從戎,演繹出一種別樣的人生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51年1月,以洪秀全為首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,矛頭直指日趨衰敗的清政府。當時,滿族達官貴人和綠營兵腐敗不堪,根本無力抵抗義軍。在這種情況下,清廷只得爭取漢族地主豪紳的支持,動員他們“結寨團練”、“搜查土匪”,配合清軍鎮壓太平軍。李鴻章做夢也沒想到,他會被派往安徽老家,參與督辦團練。從此,他便站在了反對、鎮壓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的最前沿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然而,李鴻章手無兵權,又無實戰經驗,加之同僚排擠,其才能難以施展,可謂英雄無用武之地,一時消沉下來。直到1859年,曾國藩調其入湘軍幕府后,他才走出了政治生涯的低谷,在軍政界的影響逐步擴大,翻開了他宦海生涯的嶄新一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鴻章思想深邃,文采飛揚,在湘軍幕府中既當謀士又掌管文案,深為同僚欽慕。此間,流傳一個有趣的文壇軼事:曾國藩在鎮壓太平軍過程中,幾經失敗,垂頭喪氣,在給朝廷的一份奏折中說湘軍“屢戰屢敗”,本想為自己開脫罪責。他寫好后交給李鴻章看,李鴻章大膽地將“屢戰屢敗”改為“屢敗屢戰”,詞序一顛倒,境界全然不同。朝廷非但沒有責怪曾國藩,反而大加贊賞他“不服輸、敗不餒”的英勇氣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曾國藩于是對李鴻章十分器重,經常找他談論文事、政事、軍事、時事,精心培養、教導李鴻章的為人、為文、處世、做官;同時嚴加管理,改掉了李鴻章驕傲自滿、好睡懶覺等不良習氣。為此,曾國藩與李鴻章結下深厚的師生之誼。李鴻章虛心好學,積極上進,謹慎處事,察言觀色,環顧左右,曉悟權術,功績卓著,逐漸地成長、成熟起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62年3月,在曾國藩的大力支持下,淮軍正式建立。從此,李鴻章擁有了自己的軍事組織,為李鴻章后來獨掌兵權和政治生涯崛起奠定了軍事基礎。這年,李鴻章被清廷授予江蘇巡撫,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地方大員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次年,剛組建不久的淮軍,被調往上海對抗強大的太平軍。李鴻章以其高超的軍政才能,擴充軍備,澄清吏治,并加強與外國合作,控制洋槍隊為己所用,迅速穩定了上海及其周邊的形勢,嚴重挫傷了太平軍和捻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65年,淮軍發展到6萬多人。由于采用了現代化裝備,戰力大為提升。這時的淮軍,已經取代清政府的八旗、綠營軍,成為真正的國防軍。淮軍的將領、幕僚,如盛懷宣、吳汝綸、袁世凱、唐紹儀、丁汝昌、劉步蟾、鄧世昌等,也逐漸向政界發展,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淮系政治軍事集團,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清王朝的國內外形勢,左右著清王朝的政治走向。這年,李鴻章因功被授予兩江總督。1867至1868年,李鴻章被授予湖廣總督、協辦大學士,加太子太保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鴻章是聰明的。他的聰明,在于透視出以慈禧為首的清廷對己“既倚重又壓制”的矛盾心態。在淮軍鎮壓了太平軍和捻軍、自己的勢力威脅到朝廷時,他沒有沾沾自喜,而是為避清廷疑心,主動上書要求裁軍,因此換來了清廷的信任,也保全了自身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實際上,李鴻章一刻也沒有放棄對淮軍的控制和加強。據史料記載,到中法戰爭期間,淮軍分防的區域已遍及直隸、魯、鄂、粵、桂、閩、浙、蘇、晉、奉、臺灣和朝鮮等地,足見其勢力范圍之廣。他還大力薦舉親信出任封疆大吏,如薦舉張樹聲、劉秉璋、潘鼎新、劉銘傳等人為督撫,薦舉錢玉興、周盛傳、周盛波、黃桂蘭、郭松林、李安堂、李長榮、聶士成、潘萬才、唐仁廉、唐定奎、丁汝昌、吳長慶、吳鳳柱、楊歧珍、楊鼎勛、葉志超等17人為各省提督,權勢之大,影響朝局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鴻章廣攬人才,輕視門第出身,卻重視以同鄉、同事、師生、親族等封建關系,作為維系淮軍的紐帶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70年,李鴻章憑借赫赫戰功和淮系集團這一后盾的支撐,當上了最有實權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,成為清廷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文化、外交等重大問題決策的核心人物,權傾朝野,唯我獨尊。在這個位子上,他一坐就是25年。其間,李鴻章還被授予文華殿大學士,并授予三根花翎。在晚清時期,李鴻章是享有如此殊榮的唯一一個漢人。此時的李鴻章,已成為晚清時期排名第一、實權也是第一的軍政重臣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鴻章倡導洋務運動,具有一定的遠見卓識。他利用權勢,建立和發展了以滬、寧、津三地為主要基地的一批軍事工業,制造槍炮及子彈等,促進軍隊裝備的產品換代,值得稱道,精神可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鴻章首倡、興辦民用企業,建立了輪船招商局、開平礦務局、上海織布局等。他還第一次把電報引入中國。面對思想僵化的當朝大臣們,李鴻章倡導建設鐵路的過程異常艱難。他主張建設的唐胥鐵路,是中國自建的第一條鐵路,全長僅11公里。當時,遭到很多人的極力反對。頑固守舊派甚至上奏折列出百條反對意見,說建設鐵路會破壞風水,會震動幾百里以外的皇陵等。火車在第一次試運行時,被迫用馬來拉。由此推知,李鴻章推行洋務運動阻力之大、難度之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史料還記載,李鴻章創造了中國近代史上的15個第一,如第一次官費派留學生,成立第一所陸軍軍官學校,組建第一支遠洋海軍,制作第一面近代中國國旗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洋務運動雖然以失敗告終,但是李鴻章在頑固的舊文化背景下,毅然決然地借鑒西方的治國之策,尋求變法、改制,以求自立、自強,推行了一系列的重要措施,客觀上對推動中國社會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李鴻章一生中,爭議最大的是他的外交生涯。早在1874年,他就意識到清朝面臨“數千年未有之變局”,果斷提出“外須和戎,內須變法”的主張,以增強國家實力,提高國際地位。但是,由于時代和個人的局限,最后“和戎”和“變法”都歸于失敗。他代表清政府與外國列強簽訂的《中英煙臺條約》《中法新約》《馬關條約》等,使中國的權力一步步喪失,直至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。因此,人們認定李鴻章是個賣國賊,也是情理之中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依我推測,李鴻章作為一個知書達理、頭腦清醒的人,絕不情愿在任何不平等條約上簽名,因為誰都不想遺臭萬年。在被迫與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時,他進行了艱難曲折的斗爭,并因此流血,差點送了老命。1895年中日戰爭后,李鴻章受命到日本馬關,在春帆樓與日方代表伊藤博文舉行談判。李鴻章抱著“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”的原則,據理拒絕日方提出的無理要求。3月24日,對于李鴻章來說,是一個黑色的日子。這天,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第三輪談判結束、坐馬車返回住所途中,被日本浪人小山豐太郎持槍擊中左頰骨,頓時血流如注,昏厥了過去。事件發生后,日本立即受到國際輿論的一致譴責。日本為防止其他列強介入而陷入被動境地,遂主動宣布停戰,把原來要求清政府賠償三萬萬兩白銀減少到兩萬萬兩。由此,民間流傳“挨了一子彈,少了一萬萬”之說。李鴻章因簽訂了喪權辱國的《馬關條約》而被視為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賣國賊,在全國上下一片怒罵聲中,李鴻章失掉了直隸總督、北洋大臣的寶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96年5月,李鴻章受命赴俄賀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,順道訪問了德國、法國、英國、美國等歐美主要國家,行程兩萬余里,歷時二百多天,使李鴻章增長了見識,特別是看到了資本主義國家政治體制的優勢。李鴻章的出訪,表面上受到很大禮遇,甚至被說成“東方俾斯麥”。不過,在我看來,那一切都是虛妄的風光,辛酸的派場。它挽回不了清朝日暮西山的宿命,卻更加快了晚清政府的滅亡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清政府一廂情愿地想與俄修好,以遏制其他國家,卻弄巧成拙,引狼入室,自食其果。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俄國簽訂了《中俄密約》,使東北地區的鐵路修建權落入俄國人手里。這時的李鴻章以及清政府才醒悟,對待一切侵略者,心存任何幻想都是幼稚可笑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后的幾年,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列強一共簽訂了30多不平等條約。1900年,李鴻章又被任命為全權大臣,簽訂了一個給中國人民戴上沉重枷鎖的不平等條約《辛丑條約》,規定中國賠償白銀四億五千萬兩,分三十九年還清,本息共計九億八千萬兩……從此,清政府名存實亡,完全成為列強統治中國的工具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久,清朝所信賴的沙皇政府,逼迫病床上的李鴻章簽訂了不平等的借款條約《道勝銀行協定》,李鴻章悲憤交加,口吐鮮血,臥床不起,于1901年11月7日含恨而逝,終年78歲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史載,李鴻章臨死時,“雙目猶炯炯不瞑”。彌留之際,李鴻章老淚縱橫,留有一詩:“勞勞車馬未離鞍,臨事方知一死難。三百年來傷國步,八千里外吊民殘。秋風寶劍孤臣淚,落日旌旗大將壇。海外塵氛猶未息,請君莫作等閑看。”生命到了盡頭,這位“孤臣”為什么要流淚,又為什么要說“死難”呢?或許,他臨死才悟出,自己的死,遠非死得其所。值得警醒的是,國際風云變幻莫測,每一個中國人,都不可等閑視之,只有全民動員,眾志成城,反對侵略,振興中華,才不至于做亡國奴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殘酷的歷史告訴我們:弱國無外交;落后就要挨打。在李鴻章的后半生中,他一直致力于為國內變法爭取和平的外交環境,但是,外國列強不會給清朝“韜光養晦”的機會。因此,他的許多美好的設想,在“強權即是公理”的國際背景下,只能是美好的愿望。對此,不只是李鴻章一人死不瞑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過頭來,我還想補充一句:李鴻章應算是清王朝的一大忠臣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前文說,李鴻章本質上是一個傳統的知識分子。他出身于崇尚宋學的官僚地主家庭,自幼受到嚴格的封建傳統教育,從而成長為綱常名教的信徒。在他心中,忠君觀念根深蒂固,自己與清廷互相依存,榮辱與共。他認為,君臣之位不能僭越,疆吏不可窺測朝廷之跡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他鎮壓太平天國、捻軍起義,多次指揮對外國軍隊作戰,倡導洋務新政,推行“和戎”外交等,無不是為了拯救搖搖欲墜的清廷大廈。陳勝、吳廣“王侯將相寧有種乎”的質疑在李鴻章心中不會存在,而“齊家治國平天下”正是他的人生理想。曾國藩曾說他一直“拼命做官”,似有貶義。但從李鴻章的追求仕途過程來看,他做官的出發點,意在爭權奪勢與扶危定傾。李鴻章比洪秀全、袁世凱、段祺瑞之流,擁有絕對的能力和實力,對清王朝取而代之易如反掌。但是,他沒有那樣做。李鴻章看出了清朝統治的風雨飄搖,卻仍然忠心耿耿地“服侍皇室,決不另有他途”。在封建統治者看來,李鴻章無疑是一個忠君,因此他死后被清廷謚為“文忠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鴻章曾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作“破屋”,把自己比作“裱糊匠”,宣稱“裱糊匠”只會修葺而不能徹底改造“破屋”。他十分清楚,“破屋”終究經不起風雨交加的摧殘,誰也無力回天。但是,他自始至終在做這個“裱糊匠”,仍試圖力挽狂瀾,救于無救,其心可鑒,其行可哀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也許有人說,李鴻章是委屈的,成了替罪羊。但是,用歷史的眼光看,李鴻章是投降主義的決策者之一,又是主要執行者,所以,他是決不能逃脫賣國罪責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說到李鴻章的腐敗,可由當時的一副對聯得知:“宰相合肥天下瘦,司農常熟世間荒”。這里的“宰相合肥”和“司農常熟”分別指李鴻章和翁同龢。此聯一并諷刺清朝的兩位權臣。1872年,李鴻章50壽辰時,他在保定接受屬員、親友等“謁賀迎壽”并筑臺演戲,大擺宴席,鋪張浪費,極盡奢華。美國學者福索姆將他在李經邁的兒子李國超處看到的一份《合同》收入其專著中,這份《合同》共有十一條,現摘錄如下:“(一)莊田12塊、墳田1塊、堰堤1道、安徽桐城縣城內產業4處、另加省城安慶房地產14處,均留作李鴻章發妻周氏祠堂開銷之用。由經方經管……(五)李鴻章在合肥縣、巢縣、六安州、霍山縣之其余田產及其在廬州府、巢縣、柘皋村、六安州及霍山縣之房產,均為李鴻章祭田及恒產。上述田產、房產永不分割、抵押或出售,其歲入用于祭祀和維修廬州府城祠堂之外,所余部分用于擴置房地產。由國杰經管……(八)上海一價值四萬五千兩白銀之中西合璧式房地產出售,其中兩萬兩用于上海李氏祠堂之開銷,其余兩萬五千兩用于在上海外國租界買地建屋,該幢房屋應為三位繼承人之公有居處,歸三人共同擁有、共同管理……”由此可見其豪富之一斑。同時看出,李鴻章及其家人,其實是一個貪婪斂財的家族集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鴻章有其殘暴的一面。淮軍打敗太平軍占領太倉、無錫后,在李鴻章縱容下,殺死太平軍和無辜民眾10萬余眾,既是階級報復,也是掠奪財富。其手段之兇殘,令人慘不忍睹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鴻章生活上風流倜儻。其原配夫人周氏,生有鏡蓉、瓊芝兩女;因無子,其弟昭慶便把經方過繼給他。后納趙氏(名蓮兒)為繼室,比李鴻章小15歲,生有三男(經述、經遠、經邁)一女(菊耦)。李鴻章老來娶少妾(側室)莫氏,比自己小31歲,并生有一子經進,不幸經進14歲夭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鴻章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?有人說他忠于皇室,宏圖遠大,深謀遠慮,堅韌執著,博覽群書,精明強干……說他是一個時代的推動者;也有人說他老奸巨猾,孤芳自賞,委曲求全,孤獨脆弱,兇殘貪婪,淺薄無知……說他是那個時代的最大絆腳石。這,正是復雜、多面的李鴻章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梁啟超在《李鴻章傳》中寫道:“李鴻章忠臣也,儒臣也,兵家也,政治家也。”這是梁啟超的觀點。而我認為李鴻章充其量是一個政客,或說是一個“技術官員”。他精通官場的游戲規則、權術的明爭暗斗、人情的把握和掌控,左右逢源,游刃有余。他也不是一個外交家,只算是一個懷有愛國意識、與列強討價還價的“買賣人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梁啟超在《李鴻章傳》開篇中寫道:“吾敬李鴻章之才,吾惜李鴻章之識,吾悲李鴻章之遇。”這個評價接近客觀、中肯。由于李鴻章“不識國民之原理,不通世界之大勢,不知政治之本原”,“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”,“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”等,這才導致李鴻章的短視。這種短視,是中國幾千年封建禮教的后果,也是閉關鎖國帶來的尷尬。如有慨嘆,只嘆李鴻章生不逢時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毛澤東主席打比方說,李鴻章與那個時代的關系是“水淺而舟大也”,其意不在責怪誰,卻真實地道出了為人臣的無能為力。對于李鴻章來說,足夠寬容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實際上,李鴻章的悲劇,不只是他一個人的悲劇,而是落后、軟弱、衰落、腐敗的晚清的悲劇,是整個國家、時代、民族的悲劇。李鴻章的失敗,不只是他一個人的失敗,而是國民性的失敗,是舊文化、舊觀念、舊體制的失敗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再次凝視李鴻章那幅帶有傷疤的照片,我突然覺得,那是舊中國留下的一塊永遠愈合不了的傷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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